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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“依古处长的看法，我是应当和厂里重新签一个协议吗？”高凡试探着问道。

        如果今年的利润达到500万，他名下的承包款会达到100万，届时他又当如何做呢？

        如果他不管不顾地拿了这笔钱，估计半个沧塘县的人都会得红眼病，各种举报信能轻而易举地把他淹死。但如果他不拿这笔钱，原来的承包协议就成了一个笑话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也就是在这个时期，“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”这么一句亦褒亦贬的俗语开始为人们所接受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这个事情是登了报的，你想想看，报纸上都登出来的事情，还能有什么错吗？”

        “还有这样的事情？”高凡算是开了眼界了。他还以为股份制经营这样的方式，怎么也得过上好几年才会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呢。

        古坤全摇摇头，然后故作矜持地沉默了半分钟，这才说道：“我的建议是，让沧化科贸独立出来，成立一家股份制公司，明确规定国家、集体、个人所占的股份，赚了钱，按股分红。”

也不敢让他拿，这就是一个尴尬的局面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给你举个例子：去年，东北有一个地方的供销社支持三名退休干部带领33名职工子弟，创办了一家股份公司，规定每股100元，共筹集了近3万元的资金，开办了饭店、杂货店和一家化工厂，目前经营情况都很好。

        古坤全神情严肃地说：“合股经营这种方式，其实政策上一直都没有禁止过。前些年只是因为大家思想比较僵化，所以不太敢去碰这个问题。这两年，中央提倡要解放思想，外省市已经有一些地方和单位在尝试搞职工入股，或者全民与集体联营的方式，其实就是股份制经营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，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。

        .

        “股份制公司？”高凡一愣，“咱们现在已经允许搞股份制公司了吗？”

        多年后，经济学者回顾这段时间的经济政策，往往会感慨实践走在了理论和政策的前面。许多理论界觉得还存在疑问的做法，在基层已经轰轰烈烈地做起来了，积累下了无数的经验与教训，成为理论研究以及政策制订的依据。

        其实，刚才那会古坤全已经在与高凡讨论股权比例的问题了，但高凡没有特别在意这个提法，而是把注意力放在股权分配上了。现在听古坤全说出股份制公司这样的概念，高凡才后知后觉地想到了政策是不是允许这个问题上。

        80年代初的中国，是典型的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国家的政策走向不明朗，只是鼓励各地解放思想。一开始，基层还有些战战兢兢，不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，哪些事情不能做。待到发现那些敢于越过雷池的人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，反而得到了报纸的承认，大家的胆子便大了起来，各种各样的创新就纷纷冒出来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就是后世所说的：

        当然，身处局中的高凡没有这么多酸熘熘的感慨，他只需要管好自己眼前的事情就行了。